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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來不來台灣似乎已成定局
但這種將動物移至其他環境圈養的動作
在動物園的歷史中，究竟算不算特例？
且讓我們看看古人是怎麼做的……

動物的生活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簡簡單單地展示動物的形態、顏色和受到限制的運動不再令公眾滿意，出現於1907年之後的開放式動物園開始大受歡迎。在1931年的巴黎殖民博覽會上，看到各種草食動物並排站在「非洲大草原」上，猴子成群結隊地圍著假山嬉戲，媒體驚嘆不已。斯特林根、羅馬和溫森斯動物園以及在兩次大戰之間開始發展的半開放式公園也贏得了公眾的青睞，後者的魅力在於原汁原味的野外風情。在英格蘭，探險公園自惠普斯奈德公園於1931年開放後便一舉走紅，二十世紀五○年代之後的動物行為學科普著作也獲得了成功，這些都證明了公眾對動物生活的濃厚興趣。

很難說這種新方式是由動物園世界在哈根貝克動物園等先驅的率領下創造出來的，還是回歸自然熱的必然產物—傳統動物園所遭受的批評便是這種熱潮的反映。無論如何，動物園在竭盡所能地摒棄百科大全式的個體展示模式，轉而採用群體展示法以求如實表現動物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1960年之後，動物園大多放棄了馴獸表演，這是為了使自己區別於同樣正在遭受抨擊的馬戲團。今天，馴獸表演往往是海洋公園或猛禽保護區的特色節目。

1910年之後的重要技術革新為動物園帶來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得益於電影業的發展，它們的地位迅速提升。一戰之後，動物園的停車場經常車滿為患（以華盛頓為例：1918年的一天有四千輛車，1924年的一天有八千輛，1926年十一月的一個星期天更是多達一萬兩千輛）。動物園所在城鎮開始成為旅遊熱門景點；例如，聖地牙哥動物園在1916年被樹立為整個地區的旅遊之窗。

或許正是這種新生壓力促使傳統動物園的園長們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動物身上。1924年十月，他們創立了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這個私營科學組織每年都會舉行研討會—往往是主題會議，而且定期出版協會學報。技術性論文開始出現，如L‧H‧韋爾所撰寫的動物園設備和規劃詳解。新型廣告技術在動物園中找到了絕佳客戶。雇來的專家們最愛明星動物；被他們視作無趣野獸的北美野牛被聖路易斯動物園拋棄。澳大利亞提供了美國人聞所未聞的物種：第一隻鴨嘴獸每天展出一小時，四十七天後便死在布朗克斯動物園中。1934年，第一頭空運到聖路易斯（因而引起了轟動）的大象托托‧坦波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繼布魯克菲爾德於1937年迎來一頭價值兩萬美元的大熊貓後，布朗克斯、芝加哥（1938年）和聖路易斯（1939年）也喜獲這種中國國寶—他們還將商品化策略發展到了新的層次，藉機推出了各式玩具、卡片和裝飾物。威廉‧M‧曼遠赴坦噶尼喀主要是為了宣傳華盛頓動物園而不是搜集動物，在他的妻子誇里‧曼的幫助下，他最終如願以償。（節錄《動物園的歷史》第三篇　嚮往大自然　第九章　公眾呼聲）

不現實的諾亞方舟

1863年，法國傳教士大衛‧佩爾在北京以南的一片守備森嚴的皇家地產上發現了一種歐洲人原以為已滅絕的鹿(後稱大衛神父鹿)。1894年之後，貝德福德公爵收集了幾隻大衛神父鹿，一些動物園也對拯救倖存的大衛神父鹿做出了貢獻。1863年，弗雷德里希‧法茲‧費恩像其他幾個俄國大貴族一樣將自己的一片龐大領地（新阿斯卡尼亞諾瓦）獻給了瀕危動物保護事業。1886年，鐵路大王奧斯丁‧科爾賓也在紐約長島慷慨捐地。同一年，野牛的險境促使史密森學會開始努力保護這種動物，華盛頓的動物公園就是為此而創建的。美國西部的黃石國家公園堪稱典範，有許多創舉源於它的啟發，1933年的野生動物公園倫敦公約是一個突出代表。非洲大陸的殖民當局紛紛建立了野生動物保護區，有的向遊客開放，如喀格拉保護區，像加拉姆巴國家公園這樣的保護區則完全封閉。

正如J‧N‧希森所說，「讓許多『美國』動物園領導者轉變成熱心保護主義者的不是環保主義在美國的興起，而是殖民主義在非洲的終結。」從1962年開始，育種場的發展和國際協作（1964年的倫敦大會和1966年的聖地牙哥大會）起到了扼制動物進口的作用。公眾對逼真環境的興趣使倫敦特科頓集團的影響力開始減弱，集團在美國的代表查理斯‧科等人發現，像費城動物園那樣的無菌「產科套房」式設計已經開始落伍。德斯蒙德‧莫里斯便公開批評了「可恥的裸體獸籠」。1958年，有時被稱作「活擬景」的自然展覽出現在了沃思堡動物園，儀器類比出的激雨雷鳴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幻覺。亞歷桑那的索諾拉沙漠博物館仿建了展出動物的沙漠天然生境；迪士尼的電影《沙漠奇觀》就是在這裡拍攝的。在1999年，有人評論說布朗克斯動物園的剛果大猩猩森林「迎合了遊客的情感和探索意識」。但羅伯特‧薩默的一本批判這種偽飾詭計的著作《動物園中的同心環境倫理》卻大受歡迎。

1945年之後，諾亞方舟的形象成了動物園的新追求，但扮演這樣的崇高角色並非沒有難題，最明顯的一個就是豢養動物所受到的傷害。鳥兒的翅膀常被截除，像粉紅紅鶴這樣的涉水鳥雙足負擔過重，容易骨折，當支撐物使用的鳥喙也會變形。大象也深受運動不足之苦；不久之前，蘇黎世動物園已經允許除去大象身上的索鏈，即使是在夜間。

要想讓動物園的動物們最終回歸自然，最大的障礙在於動物生命期的縮短。高死亡率並沒有成為歷史，動物園動物的快速更新便是一個反映。根據《國際動物園年鑑》的資料，倫敦的傳統動物園和惠普斯奈德野生動物公園的動物更新率都是五分之一左右。根據一次更為精確的測算，溫森斯動物園的年更新率大約為17%。P‧巴騰在1974年一月至五月之間詳細調查了美國的動物園，收集了三千餘張照片，最後得出了動物更新率接近四分之一的結論。理論上說，只需停止動物供應四至六年便可迫使動物園關門大吉，因為這會讓動物園只剩幾隻「老壽星」可展。

有趣的是，一項對1951年、1960年、1970年、1975年和1980年溫森斯動物園動物存活期的研究顯示，整體狀況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有變化。1985年的資料與1839年的巴黎動物園相當接近。除了二十世紀的寥寥幾個例外，動物在入園後的頭十八個月內的死亡率始終居高不下。中國動物園通過人工授精繁殖出的大熊貓只有21%能夠活到三歲。海洋哺乳動物的短命現象已經成了官方研究課題：野生鼠海豚可活三十年左右，但動物園中的鼠海豚只有十四年的壽命；海豚的生命期也被豢養生活縮短了三十年。這些統計並沒有將動物流行病考慮在內：巴黎植物園在1976年發現了類鼻疽，但為時已晚，除患病動物全部死亡外，還有兩名飼養員不幸喪生。（節錄《動物園的歷史》第三篇　嚮往大自然◎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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