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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喬麗華◎著

【類  別】:人物誌 
【出版日期】:西元2018年08月01日 
【開本/頁數/定價】:16x22.5cm/368頁/300元 
【ISBN】:978-986-178-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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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世界裡,我孤獨地老去

魯迅原配妻子朱安的完整傳記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魯迅的原配妻子

無愛、無後、無聲,也一生無安

提到魯迅的另一半,多數人只知道許廣平,卻不知道其實他有位叫朱安的原配妻子。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更像是有名無實,花了大半輩子在服侍魯迅之母,卻得不到魯迅的關愛。與魯迅有41年夫妻名分,最後卻一個人孤獨長眠於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處。

 

中國新時代意識的象徵魯迅,但他的妻子卻成為舊社會婚姻與禮教的犧牲品……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是魯迅原配妻子朱安的完整傳記,作者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整理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用報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舊時代女性的無聲之聲。

 

披露魯迅婚姻與生活中諸多鮮為人知的生動細節。

嘔心瀝血,歷時11載,平實、客觀,鉤沉朱安不為人知的69個春秋。

生前孤獨,身後寂寥。風雲激蕩的歷史交匯處,一代知識份子背後傳統女性的命運寫真。

書中多幅作者實地拍攝的照片和手繪佈局圖,給讀者更直觀的體驗和更強的代入感。

本書刊用的朱安的書信及照片,絕大部分珍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其中有些從未發表過。

附朱安家世簡表、1923-1926年魯迅家用賬、《世界日報》等媒體對救助魯迅遺族與藏書的報導等珍貴史料。

 

//作者簡介// 

喬麗華

1969年生,上海人,200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副研究員。長期從事魯迅研究及現代作家研究工作。近年的代表著作有《「美聯」與左翼美術運動》、《藏家魯迅》等。

 

//目錄//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陳漱渝
【再版前言】魯迅與朱安道不盡的話題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聲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一八九九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朱安家世簡表
附錄二:魯迅家用賬(自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錄三: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朱安的報導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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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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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節錄)

文/陳漱渝(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

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胡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

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型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盡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淨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元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知識水準不高,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二十八歲成為老姑娘後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繫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困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採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辣椒、醃白菜、豆腐乳。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託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良,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確切意思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魯迅舊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裡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

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朱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朱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

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工作。

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瞭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用膳,母親生病時也是到磚塔胡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

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半多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齣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複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姦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違背歷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制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

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作者後記(節錄)//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在,才終於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裡醞釀已久的一本書。

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絕不是偶然。多年前,還是在復旦讀書的時候,關注的是女性文學,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的原作,中譯本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讓我看到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我暗暗決定,今後要像山崎朋子那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的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

畢業後,從事魯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這個領域裡努力著。一晃好幾年過去了,我似乎已經把讀書時的志願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個題目始終盤旋在我心頭,那就是朱安。毋庸諱言,眼下名人的婚戀成為一大熱點,魯迅與朱安的包辦婚姻也難免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我之所以打算寫朱安,並不是想湊這個熱鬧,更不是為了爭論魯迅與朱安在這樁婚姻中究竟孰對孰錯。向來我們只把朱安看成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悲劇符號,認為她的一生是極為單薄的,黯淡無光的。真的是這樣嗎?有人說,「黑暗也能發出強烈的光」,朱安站在暗處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構想歸構想,真正動筆時,我還是感到不小的壓力。首先,我想一定會有人質疑:為什麼要為這樣一個毫無光彩的女性寫一本傳記?會不會影響到魯迅的高大形象?對此,我確實也有過猶疑,讓我感到欣喜的是,當我說出自己的打算時,無論是一些魯研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行們,都很鼓勵我,認同我,並給予我許多建議和幫助。這使我信心倍增,同時,也使自己沒了退路—總不能「雷聲大雨點小」,讓大家對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寫朱安的傳記,資料是個難題。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資料很匱乏,有關於她的種種細節絕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種各樣的回憶或說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過,我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陳,沒什麼好寫。其實,朱安六十九年的人生也經歷了許許多多,在魯迅去世後,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戰結束,現在留存下來的當年的報導,讓我看到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婦人。她生前託人代筆的一封封書信,讀來只覺得淒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閱這些舊資料的過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她的一生在我的腦海裡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傾聽這樣一位女性的心聲。雖然山崎朋子的《望鄉》被我奉為典範,但其實,它走的是「口述歷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傳記,都是精英知識女性的傳記,起碼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從中可以解讀她們的內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個不識字的女人,作為一位徹頭徹尾的舊女性,我們連弄清她的生平細節都有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對她的處境感同身受,進入到她的內心深處。

由於以上原因,寫到半當中時,我有過動搖,也有過自我懷疑。不過,更有許多可回味的片斷。

這兩年,為了鉤沉有關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種機會,去踏訪朱安足跡所到的地方,向紹興和北京兩地的魯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我漸漸地體會到在魯迅紀念館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經常與紹興和北京兄弟館的同行進行交流。每次去這兩個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們討教,從而不至於多走彎路。

我記得在紹興,跟著周芾棠老先生尋訪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實前一天我也曾去過,可謂一無所獲,但是跟著周老先生,一個下午,我們跟當地的住戶聊了許多。而且打聽著打聽著,最後居然找到了當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後面,才真正地有了實地採訪的感覺。那一次,幸虧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這連紹興話都聽不太懂的外鄉人,是很難和老住戶們隨意攀談的。現在想想,那回我連照相機都忘了帶,實在是不夠專業!我決定,等這本書出版後,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們合影留念。

我還記得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先生的大辦公室,他在這裡每天埋頭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極具紹興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稱是「以書養書」,即拿到某本書的稿費後,再自費出版另外的書。這使我肅然起敬。作為魯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過對朱氏後人及鄰里的走訪,記錄下關於朱家台門的情況,搶救了不少資料。聽說我打算寫朱安傳,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我參考。並特別指出,對待魯迅和朱安的包辦婚姻,一定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問題,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結論。雖然,我未必能達到他的要求,但寫作中始終記著他的告誡。

朱安後半生住在北京。去年十一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部工作的葉淑穗老師,她向我介紹了許多有關朱安的情況。葉老師說,朱安是西三條故居的最後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來,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爛的小腳鞋,凡朱安生前用過的,如水煙袋、衣服、新的小腳鞋等,都保存了下來,包括她為魯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魯迅母親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後來也有可能是死於胃癌,她有一個老保姆,原來住在附近,曾去找過。據這位老保姆說,臨終前朱安胃很疼。我詢問朱安是否擅長做手工活,葉老師認為,有很多資料表明,朱安不大會繡花之類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會做鞋子或鞋墊等。遺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遺物需要很多審批手續,我雖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罷。

葉淑穗老師在資料方面也給了我不少指點,她告訴我,《世界日報》訪問朱安的資料是很好的,真正寫朱安生活的資料很少,但是《世界日報》從保護魯迅文物的角度出發,去看望了朱安,親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狀況。當時,她特意去圖書館抄錄了下來,她還抄錄了許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覺到,葉老師對於北京時期的朱安不僅很瞭解,而且也很關心。我從她這裡瞭解到許多活生生的細節,也由衷地感到,正如葉老師等所說的,對朱安的問題,要從歷史出發,看問題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輕率地下結論。

朱安的一生,前四十年在紹興,後二十八年在北京。照理,輪不到我這個外鄉人來寫,多虧有魯迅研究界前輩熱心指點,有許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這本十多萬字的小書。無論是善意提醒我的人,還是在資料上給予我說明的人,我都將一直銘感在心。

我要感謝的人很多,而我尤其要感謝的是王錫榮副館長。當我忐忑不安地把擬就的提綱交給他,準備著被他潑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們提出個人的研究計畫,而且很鼓勵我們突破成見,發表自己的想法,在魯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跡。同時,他也給了我許多切實的建議,指點我多向魯研界的前輩虛心求教,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觀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還提醒我,過去大多是站在魯迅的角度來敘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內心。他的一席話使我有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感。遺憾的是,我雖然盡力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但顯然還做得很不夠。

需要指出的是,我館從去年起設立了專項課題,用於支持個人的研究計畫,我的這本傳記也列入了這一課題。在這裡,我還要感謝我們部門的同仁。寫作是一件耗費心力和時間的事,如果沒有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人往往會變得浮躁,也很難靜下心來做事。我很慶幸,置身於濃濃的學術氛圍裡,平時既能夠互相切磋,也能彼此體諒。這都為我完成此書創造了條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慚愧,最終我只能寫到這個程度。現在想來,如果我多一點刨根問底的勇氣,也許會有更多發現。但現在只能是這樣了。感謝王錫榮副館長、裘士雄先生,他們在百忙之中審讀了我的原稿,並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特別是指出了一些史實性的錯誤。紹興的顧紅亞女士為我影印刊登在《紹興魯迅研究專刊》上的資料,在此也表示感謝。

有一句自謙的話叫「拋磚引玉」。如果我的這塊「磚」能夠引來美玉,那麼,我就做一塊磚吧。


 //書摘//

【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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