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出版部落格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喬麗華◎著

【類　　別】：人物誌 
【出版日期】：西元2018年08月01日 
【開本／頁數／定價】：16x22.5cm／368頁／300元 
【ISBN】：978-986-178-465-6

【購書連結】：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s://bit.ly/2mD2Hcs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s://bit.ly/2uGsLbh

在你的世界裡，我孤獨地老去

魯迅原配妻子朱安的完整傳記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魯迅的原配妻子

無愛、無後、無聲，也一生無安

提到魯迅的另一半，多數人只知道許廣平，卻不知道其實他有位叫朱安的原配妻子。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更像是有名無實，花了大半輩子在服侍魯迅之母，卻得不到魯迅的關愛。與魯迅有41年夫妻名分，最後卻一個人孤獨長眠於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處。

中國新時代意識的象徵魯迅，但他的妻子卻成為舊社會婚姻與禮教的犧牲品……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是魯迅原配妻子朱安的完整傳記，作者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整理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用報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舊時代女性的無聲之聲。

●披露魯迅婚姻與生活中諸多鮮為人知的生動細節。

●嘔心瀝血，歷時11載，平實、客觀，鉤沉朱安不為人知的69個春秋。

●生前孤獨，身後寂寥。風雲激蕩的歷史交匯處，一代知識份子背後傳統女性的命運寫真。

●書中多幅作者實地拍攝的照片和手繪佈局圖，給讀者更直觀的體驗和更強的代入感。

●本書刊用的朱安的書信及照片，絕大部分珍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其中有些從未發表過。

●附朱安家世簡表、1923-1926年魯迅家用賬、《世界日報》等媒體對救助魯迅遺族與藏書的報導等珍貴史料。

//作者簡介// 

喬麗華

1969年生，上海人，200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副研究員。長期從事魯迅研究及現代作家研究工作。近年的代表著作有《「美聯」與左翼美術運動》、《藏家魯迅》等。

//目錄//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陳漱渝
【再版前言】魯迅與朱安道不盡的話題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聲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一八九九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朱安家世簡表
附錄二：魯迅家用賬（自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錄三：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朱安的報導

主要參考文獻

//購書來這！//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s://bit.ly/2mD2Hcs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s://bit.ly/2uGsLbh

//內頁參考//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節錄）

文／陳漱渝（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

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胡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

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型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盡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淨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元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知識水準不高，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二十八歲成為老姑娘後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繫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困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採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辣椒、醃白菜、豆腐乳。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託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良，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確切意思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魯迅舊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裡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

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朱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朱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

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工作。

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瞭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用膳，母親生病時也是到磚塔胡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

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半多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齣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複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姦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違背歷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制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

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作者後記（節錄）//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在，才終於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裡醞釀已久的一本書。

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絕不是偶然。多年前，還是在復旦讀書的時候，關注的是女性文學，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的原作，中譯本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讓我看到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我暗暗決定，今後要像山崎朋子那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的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

畢業後，從事魯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這個領域裡努力著。一晃好幾年過去了，我似乎已經把讀書時的志願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個題目始終盤旋在我心頭，那就是朱安。毋庸諱言，眼下名人的婚戀成為一大熱點，魯迅與朱安的包辦婚姻也難免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我之所以打算寫朱安，並不是想湊這個熱鬧，更不是為了爭論魯迅與朱安在這樁婚姻中究竟孰對孰錯。向來我們只把朱安看成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悲劇符號，認為她的一生是極為單薄的，黯淡無光的。真的是這樣嗎？有人說，「黑暗也能發出強烈的光」，朱安站在暗處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構想歸構想，真正動筆時，我還是感到不小的壓力。首先，我想一定會有人質疑：為什麼要為這樣一個毫無光彩的女性寫一本傳記？會不會影響到魯迅的高大形象？對此，我確實也有過猶疑，讓我感到欣喜的是，當我說出自己的打算時，無論是一些魯研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行們，都很鼓勵我，認同我，並給予我許多建議和幫助。這使我信心倍增，同時，也使自己沒了退路—總不能「雷聲大雨點小」，讓大家對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寫朱安的傳記，資料是個難題。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資料很匱乏，有關於她的種種細節絕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種各樣的回憶或說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過，我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陳，沒什麼好寫。其實，朱安六十九年的人生也經歷了許許多多，在魯迅去世後，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戰結束，現在留存下來的當年的報導，讓我看到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婦人。她生前託人代筆的一封封書信，讀來只覺得淒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閱這些舊資料的過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她的一生在我的腦海裡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傾聽這樣一位女性的心聲。雖然山崎朋子的《望鄉》被我奉為典範，但其實，它走的是「口述歷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傳記，都是精英知識女性的傳記，起碼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從中可以解讀她們的內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個不識字的女人，作為一位徹頭徹尾的舊女性，我們連弄清她的生平細節都有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對她的處境感同身受，進入到她的內心深處。

由於以上原因，寫到半當中時，我有過動搖，也有過自我懷疑。不過，更有許多可回味的片斷。

這兩年，為了鉤沉有關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種機會，去踏訪朱安足跡所到的地方，向紹興和北京兩地的魯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我漸漸地體會到在魯迅紀念館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經常與紹興和北京兄弟館的同行進行交流。每次去這兩個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們討教，從而不至於多走彎路。

我記得在紹興，跟著周芾棠老先生尋訪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實前一天我也曾去過，可謂一無所獲，但是跟著周老先生，一個下午，我們跟當地的住戶聊了許多。而且打聽著打聽著，最後居然找到了當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後面，才真正地有了實地採訪的感覺。那一次，幸虧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這連紹興話都聽不太懂的外鄉人，是很難和老住戶們隨意攀談的。現在想想，那回我連照相機都忘了帶，實在是不夠專業！我決定，等這本書出版後，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們合影留念。

我還記得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先生的大辦公室，他在這裡每天埋頭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極具紹興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稱是「以書養書」，即拿到某本書的稿費後，再自費出版另外的書。這使我肅然起敬。作為魯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過對朱氏後人及鄰里的走訪，記錄下關於朱家台門的情況，搶救了不少資料。聽說我打算寫朱安傳，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我參考。並特別指出，對待魯迅和朱安的包辦婚姻，一定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問題，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結論。雖然，我未必能達到他的要求，但寫作中始終記著他的告誡。

朱安後半生住在北京。去年十一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部工作的葉淑穗老師，她向我介紹了許多有關朱安的情況。葉老師說，朱安是西三條故居的最後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來，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爛的小腳鞋，凡朱安生前用過的，如水煙袋、衣服、新的小腳鞋等，都保存了下來，包括她為魯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魯迅母親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後來也有可能是死於胃癌，她有一個老保姆，原來住在附近，曾去找過。據這位老保姆說，臨終前朱安胃很疼。我詢問朱安是否擅長做手工活，葉老師認為，有很多資料表明，朱安不大會繡花之類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會做鞋子或鞋墊等。遺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遺物需要很多審批手續，我雖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罷。

葉淑穗老師在資料方面也給了我不少指點，她告訴我，《世界日報》訪問朱安的資料是很好的，真正寫朱安生活的資料很少，但是《世界日報》從保護魯迅文物的角度出發，去看望了朱安，親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狀況。當時，她特意去圖書館抄錄了下來，她還抄錄了許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覺到，葉老師對於北京時期的朱安不僅很瞭解，而且也很關心。我從她這裡瞭解到許多活生生的細節，也由衷地感到，正如葉老師等所說的，對朱安的問題，要從歷史出發，看問題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輕率地下結論。

朱安的一生，前四十年在紹興，後二十八年在北京。照理，輪不到我這個外鄉人來寫，多虧有魯迅研究界前輩熱心指點，有許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這本十多萬字的小書。無論是善意提醒我的人，還是在資料上給予我說明的人，我都將一直銘感在心。

我要感謝的人很多，而我尤其要感謝的是王錫榮副館長。當我忐忑不安地把擬就的提綱交給他，準備著被他潑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們提出個人的研究計畫，而且很鼓勵我們突破成見，發表自己的想法，在魯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跡。同時，他也給了我許多切實的建議，指點我多向魯研界的前輩虛心求教，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觀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還提醒我，過去大多是站在魯迅的角度來敘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內心。他的一席話使我有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感。遺憾的是，我雖然盡力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但顯然還做得很不夠。

需要指出的是，我館從去年起設立了專項課題，用於支持個人的研究計畫，我的這本傳記也列入了這一課題。在這裡，我還要感謝我們部門的同仁。寫作是一件耗費心力和時間的事，如果沒有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人往往會變得浮躁，也很難靜下心來做事。我很慶幸，置身於濃濃的學術氛圍裡，平時既能夠互相切磋，也能彼此體諒。這都為我完成此書創造了條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慚愧，最終我只能寫到這個程度。現在想來，如果我多一點刨根問底的勇氣，也許會有更多發現。但現在只能是這樣了。感謝王錫榮副館長、裘士雄先生，他們在百忙之中審讀了我的原稿，並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特別是指出了一些史實性的錯誤。紹興的顧紅亞女士為我影印刊登在《紹興魯迅研究專刊》上的資料，在此也表示感謝。

有一句自謙的話叫「拋磚引玉」。如果我的這塊「磚」能夠引來美玉，那麼，我就做一塊磚吧。

 //書摘//

【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